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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资资深股票配资门户看似为了满足一人之欲

潮新闻客户端崇雪利

荔枝成熟的时节，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也迎来了大结局。这部剧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，由曹盾执导，表面上讲述了一个关于运送荔枝的故事，却又巧妙地通过“古代职场”的视角，展现一个小人物的智慧与韧性，在看似绝无可能的困境中努力探寻生机，并借此折射出唐代官僚体系的复杂与个体生存的艰难。

荔枝载千钧：权力符号的文化隐喻

荔枝，本是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水果，苏东坡曾作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表达对荔枝的热衷。然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，荔枝绝不仅仅是一种水果这么简单，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赋予荔枝爱情的象征；“沪戎瘴疠窟，闽粤山水乡。如何产此物，烂然照炎荒”更突出荔枝的美好与难得。

电视剧第一集中反复提到了白居易在《荔枝图序》中的一段描述：“若离本枝，一日而色变，二日而香变，三日而味变，四五日外，色香味尽去矣。”这种极致的易腐性，使得荔枝成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——它既代表着生命脆弱与美好易逝，也隐喻着权力与欲望的任性无度。

《长安的荔枝》抓住了这一权力符号，让荔枝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线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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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开始于大唐天宝十四年，司农寺上林署的小吏李善德突然接到一个任务：要在六月之前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。岭南距长安五千余里，而荔枝保鲜期只有三天，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这“难于上青天”的任务，对于李善德来说无疑是一道“催命符”；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岭南刺史，则是会损其利益的“烂事”一桩；对于胡商来说，是需要押上全部身价的“孤注一掷”；而对于提出任务的“圣人”而言，不过是权力掌控下的“随口一提”。

正如这项任务自上而下层层流转，却无人敢接，最后只能落到李善德的身上。“新鲜荔枝”已经让人闻之色变，更显现出权力盘剥下的荒诞可悲。

此外，剧情还通过宏大的历史背景，将荔枝这一符号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放大，成为了连接长安与岭南、中原与边疆的文化纽带。历史上确有“荔枝道”的存在，与剧中不同的是，“荔枝古道”是古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跨越千里运送荔枝，看似为了满足一人之欲，实则隐喻着一个朝代在鼎盛时期所隐含的结构性危机。

《长安的荔枝》发生在安史之乱的前几个月，虽然是虚构的故事，却见微知著，以小讽大。

正如张祜在《马嵬坡》中写到“荔枝犹到马嵬坡”，暗示即使在唐明皇西逃途中，杨贵妃仍有可能享用到荔枝，直指皇室的奢靡和对民力的过度消耗。

编剧通过这颗小小的果实，打磨出一张关于权力与欲望的镜子，映照着历史的沉浮。

微尘皆有情：市井小人的生命况味

在人物塑造方面，《长安的荔枝》将更多的笔墨赋予了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各具特色的市井小人物。他们如春夜细雨，润物无声。

“陪酒侍郎”郑平安出身五姓之一，因父之过被家族除名，周旋于达官显贵之中陪笑谋生，却一次次卷入复杂的朝堂争斗。“荔枝使”李善德，从一个不懂官场变通的“古代社畜”，到看清盛世之下的污秽不堪，最终选择回归岭南，远离官场。

掌书赵辛民，堪称最具代表性的“官场生态样本”。最初的赵辛民作为寒门学子，身怀理想，只是一朝信仰破灭，赤子之心也随之暗淡。现在的他精于算计、见风使舵，虽然没有实际权力，但深谙官场和人情世故的奥秘。他游走于李善德等人与刺史何有光之间，既是权力的迫害者，也是权力的执行者。

峒女阿僮则展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。她率真质朴，对农耕与荔枝种植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在李善德完成荔枝运送任务的过程中，阿僮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和人力协助。她代表着那些生活在权力边缘、却始终保持着朴素正义感的普通民众。她的反抗和帮助犹如星星之火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

“逃兵”闫雅庄的命运，更是充满讽刺意味。他本是岭南军营里的兵士，为保护当地运送药材的商船与海岛发生正面冲突。然而，策划整个劫掠事件的竟是现任岭南刺史何有光，当闫雅庄等人回到城内时，已然成为“逃兵”，被迫隐姓埋名十余年。闫雅庄的遭遇是权力结构扭曲的生动写照。

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交织，构成了一幅复杂的社会图景。赵辛民的权谋与算计，阿僮与李善德的质朴与真诚，郑平安的机智与周旋，闫雅庄等人的无奈与抗争。这些不同的“声音”相互碰撞、形成合奏，使得整部剧作呈现出立体多维的叙事效果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，是社会变迁的亲历者，是时代精神的载体。通过他们的眼睛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、更加丰富的大唐社会。

朱果照民生：历史镜像中的个体关怀

杜甫在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中写下的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彼时安史之乱的消息尚未传到京中，权贵奢靡与百姓困顿的强烈对比已经难以掩饰。在《长安的荔枝》中，类似的社会批判与现实观照也一脉相承。

在剧中，荔枝运送本身就是一个“朱门酒肉臭”的鲜明代表。皇帝对新鲜荔枝的渴求，本质上是统治阶层对奢侈享受的无止境追求。为了满足一人之欲，整个国家机器被动员起来：驿站、官员、商人、百姓，大量的人员都被卷入这场看似荒诞的“运送大战”。而这种动员的代价，正如杜甫诗中所描绘的那样，是“路有冻死骨”的残酷现实。

执行任务过程中，编剧通过李善德的眼睛，展示了各级官吏的状态。

一国宰相为权相争，小小上林署也滋养贪吏硕鼠。各级官僚不求有功，只求无过，危房水患在他们眼中都抵不过一颗“荔枝”讨圣人欢心。尤其是在士兵为了完成荔枝采摘任务而过度砍伐荔枝树时，对于权力欲望的讽刺达到了高潮。

荔枝树不仅是峒人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，更是他们与祖先、与土地联系的精神纽带。士兵们的肆意砍伐，同样是权力对民生的无情践踏。

剧中的胡商群体，则展现了不同社会阶层在面对权力压迫时的不同处境与选择。

胡商们一方面享受着贸易带来的财富，过着相对优裕的生活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又必须在各种政治势力间游走，承受着随时可能到来的风险。

苏谅与李善德的合作，实则是商业力量与技术力量的相互依存，是两个无权阶层的“拥抱”。

在任何一个时代，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现象都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。《长安的荔枝》中对权力任性、资源浪费、民生疾苦的描绘，既是对历史的反思，也是对现实的警醒。

李善德作为一个夹在权力与民众之间的小官吏，他的困境与选择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每一个普通人在面对不公平现象时的内心挣扎。

李善德既不是完美的道德楷模，也不是纯粹的利己主义者，而是一个在现实与理想间不断权衡、最终也无力承担的普通人。

编剧通过对人物命运的细腻描绘，展现了复杂社会环境下个体的生存智慧与道德坚守。

通过一颗小小荔枝所引发的连锁反应，展现的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，更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层矛盾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《长安的荔枝》已经成为了一面反思历史、观照现实的文化镜子。